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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荣国博士的观点可参见王荣国：法理学能回答宪法的性质吗？——与陈景辉教授商榷，《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2年第4期，第36—47页。

参见前注{21}，陈慈阳书，第3页。来源：《清华法学》2012年第5期。

其实，虽然这种定位派生关系的叙述大致上没有错误，但其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所有的具体规范。只不过，修正案隐含地提出两个合法条件：一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作为依据。{8}简单的程式表达是：A （现象或措施）与C1（宪法规范）相抵，但与更高的C2（宪法规范）一致。（一）根本法与非根本法 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这是现行宪法序言最后段落开首的一句话。其实，确立宪法核心规范不可变更地位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实证宪法明定。

其他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等规范，亦可作此解释。例如，韩大元教授指出，宪法规范包括宪法制定规范、宪法核、宪法修改规范与宪法律。[69]拉兹在讨论法效力问题时也延续这种观点，他从法律权威的讨论出发，认为普通法律之所以有效力，是因为它们的制定者具有权威，这种权威是由宪法赋予的。

[11]参见[英]理查德·贝拉米：《政治宪政主义》，田飞龙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12] 这大致就是目前学界对于立法为何应当根据宪法的两种典型回答。客观价值秩序理论，简单来说，就是基本权利不仅是主观法，还是表征客观价值秩序的客观法。第二种理由出自框架宪法观念，它具有争议。

详见注[11]，第189—198页。这要取决于对法体系结构的具体理解与实际宪法的具体规定。

因此，在宪法性质和宪法根据问题上，应坚持一元论立场：宪法的最高法和根本法性质都来自宪法作为法效力判准这一本质。由于宪法是根本法，是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律框架，所以宪法和宪法学很自然地就会扮演其他部门法的法律总则和法学总论，部门法主要是将宪法的规定具体化，发挥实施细则的功能，因而必然要求部门法在内容上与宪法保持一致。宪法的最高性和根本性不是两种无关的性质，而是共同来自宪法作为法效力判准这一本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宪法应只规定民主的条件，只要符合这些民主条件，理论上立法者可以就任何种类的事项立法，那种认为没有内容依据不得立法、立法就是将宪法中已有的抽象规定具体化的观点是错误的。

[73]参见注[4]，蒋德海文，第13页。[18]根据层级结构理论，宪法是法律体系内效力层级最高的法律，它规定着其他法律的生效程序、生效形式和具体权能，是授权立法规范，是所有其他法律存在的条件。就此而言，无论是宪法的效力最高性还是内容根本性，其实都来自宪法作为法效力判准的本质和宪法帮助识别有效之法的功能。如哈特就曾指出，作为法效力的判准，承认规则可以将道德原则或实质价值包括进来，它们可以是对立法内容的实质限制。

具体来说，根据哈特的法理论，当我们使用效力这个词时，通常是为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一项规则能否归属于该法体系。[36]根据该理论，宪法是所有其他法律的抽象框架。

当宪法在立法程序外还规定立法内容时，宪法就是一套实质性授权规范。因为根据定义，承认规则并不只有规范面向，它还有着事实面向，它既非有效又非无效，它就是很简单地因为妥当而被采用[25]。

[75] 【参考文献】 {1}[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黄明涛教授在某种程度上是二元论观点的代表性学者，他认为最高性和根本性对应着宪法的两种属性，而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联。因此，任何规范要证明自身存在，即证明自身有效，就必须要向上诉诸一个更高效力的规范，直至一个被预设的基础规范为止。并且，由于根据宪法立法是一项来自宪法层面的要求，所以，是否在各实在法中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其实没有决定性意义。[15]参见黄明涛：形式主义宪法观及其修正——从‘宪制性人大立法说起，《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3期，第155页。[65]同注[5]，王锴文，第49页。

立法因此也不存在两种不同的宪法根据，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只是要求立法应符合宪法授权，而无须具体化宪法。基础规范，就是人们应当以宪法规定的方式去行为。

[7]陈景辉：宪法的性质：法律总则还是法律环境？——从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出发，《中外法学》2021年第2期，第291页。把宪法视作承认规则而非基础规范下的最高法，能避免诉诸一项效力被拟设但无法被证明的规则，就此而言它可能是一种更成功的理论说明。

[14]然而，这对于解释宪法性质而言仍是不够的，必须追问的一个问题是：在宪法的效力优越与内容重要间是否具有某种联系？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将形成宪法性质的二元论和一元论观点。{4}陈景辉：宪法的性质：法律总则还是法律环境？——从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出发，《中外法学》2021年第2期。

由于这两种方案各自都会转化成为某种形式的法律立宪主义和政治立宪主义，所以在讨论它们的民主性之前，有必要先对这两种立宪主义所承诺的民主价值予以适当说明。而承认规则正是法律体系中最高的规则。[30]例如拉兹和沃尔德伦就认为宪法不是承认规则而是变更规则。而诉诸宪法根本法性质的框架法方案与法概念无关，它不具有必然性，需要通过其他理由来证立。

其次，分析两种方案各自成立的可能性。换言之，由于基本权利作为客观价值秩序具有普遍性，所以宪法内容的根本性不仅是对于公法而言的，宪法同样是私法的根本法。

[68]这意味着，存在法体系就一定存在这些内容，没有这些内容就一定不存在法体系。至于其他规则是否存在，即是否有效力，则只要根据这些规则（即承认规则）来判定即可。

[60]参见注[29]，黄宇骁文，第186—206页。最后，总结立法应当根据宪法的理由，并根据它给出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准确含义。

Ian. Shapiro, Democratic Jus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pp.5-10. [57]参见注[7]，第303页。[7]近来已有不少学者做出这种尝试并形成诸多有意义的结论。它认为，法律规范之间是按照等级上下排列的，就像拥有很多楼层的建筑。童之伟：宪法民法关系之实像与幻影——民法根本说的法理评析，《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第160—180页。

[36]参见王书成：论合宪性解释方法，《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第53页。[29]姜峰教授、黄宇骁博士和陈景辉教授都属于这类立场。

法律因何具有效力，这是法哲学的核心讨论之一。[75]参见陈景辉：法典化与法体系的内部构成，《中外法学》2022年第5期，第1197—1199页。

无论是授权法方案还是框架法方案，从表面来看，均认同立宪主义对民主价值的承诺，并主张自身符合民主的要求。另一理由则偏向于诉诸宪法的根本法性质，认为立法应当根据宪法是因为宪法在内容上比法律更根本、更重要。